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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的经济萌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并在本世纪以来获得长足发展。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对数字化的经济进行了界定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几年前，中国国务院公布的《“十四五”数字化的经济发展规划》就指出，数字化的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并提出了相关指标，即到2025年，数字化的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

　　但是，随着人工智能（AI）于近几年的快速兴起，过去二三十年崛起的数字化的经济已被极大地改写，数字智能经济正在取代数字经济。最近，美国开放人工智能机构（Open AI）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Sam Altman），发表了一篇题为“温和的奇点”（The Gentle Singularity）的文章，认为奇点正在到来，人类正在接近“数字超级智能”（digital superintelligence）。他认为，随着智能体（AI agent）于2025年成规模出现，本世纪30年代将会是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时代，数字智能（digital intelligengce）将司空见惯，而创造经济价值的飞轮已经启动（the economic value creation has started a flywheel）。不过，他也讲到了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的重要性。

　　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以及AI与数字平台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已经催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岗位、企业和行业，譬如数据清洗与标识、AI训练、大模型及智能体开发、智能创作与智能助理工作、具身智能物体的生产等，都是过去的数字互联网时代未曾有过的。英伟达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期在GPU技术大会上的演讲中更是指出，过去的数据中心将会演变成以生产人工智能词元（tokens）为主体业务的智能工厂。这些都展示了数字智能经济相较于数字化的经济的新趋势，更遑论未来的超级智能会催生哪些更新的企业和产业，会创造哪些新型经济活动。

　　可以认为，数字化的经济是数字智能经济的起点和基础，而数字智能经济则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延伸和跃升。即使从初步的发展的新趋势来看，数字智能经济也在如下几个维度显示了与数字化的经济的显著不同。

　　正如《“十四五”数字化的经济发展规划》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化的经济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为重要推动力。因此，基于数字（0-1）技术的信息和资料的存取与传输，包括发布、访问等等，是其主要工作；其主要产业就是信息技术（IT）产业和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而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内容生成，乃至文本、图片、视频的创作，业已大量涌现，不但智能生成内容（AIGC）开始发展为产业，而且美国好莱坞影视编剧还组织了，以抗议人工智能创造正在抢走他们的工作和饭碗。可以预料，未来的数字智能经济将有较大一部分由内容生成与创作所构成。

　　在数字经济环境中，人们十分便捷地对大量内容做编辑重构，并实现互动。而随着具身智能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人类慢慢的变多的工作决策、工作任务可以由AI及相关的物理体系来完成。我们已看到了全自动驾驶的曙光，而且人形机器人正在被快速开发和制造。此外，生物芯片、脑机接口、元宇宙、虚拟人等技术也将日益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发展。如果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技术、未来芯片技术获得突破，尤其是如果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基因技术实现融合，未来的认知世界和物理世界将会如何受到数字超级智能的影响，实在难以想象。

　　一些重要经济学家已就人工智能兴起如何改写宏观经济进行了分析，譬如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且对经济提高速度有一定提振作用。不过他也认为，收入差距将由此进一步拉大。

　　必须要指出的是，数字智能技术很可能是一项新通用技术，其技术演变和应用前景刚刚拉开帷幕，我们现在远不能窥见数字智能经济的未来全貌。能确定的是，这项新通用技术不但会创造新产业，也将重构几乎所有产业，并深刻改变整个社会。我们一定要密切跟踪数字智能经济的发展演变，及时研究新进展和新情况。

　　首先就是高水平发展的机遇。高质量发展当然离不开高新技术。数字智能技术不但本身是高新技术，而且能对大量的传统产业进行赋能和改造，来提升生产效率、减少消耗和浪费、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利用和推广数字智能技术，也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方法。对于许多具体产业而言，借助于数字智能技术，能大大的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即使在农业部门，我们已看到，数字智能技术有助于因地制宜进行种植养殖，有利于精准有效地使用肥料和农药，有助于快速实现供需对接。高水平发展也代表着生活质量的提升，而数字智能技术的应用，当然能够达到这方面的目标，譬如家政服务机器人就可以使家居环境更加干净、整洁。

　　其次，是发展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机遇。数字智能经济将由许多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所组成，有些产业已知，而更多产业未知。许多人担心，智能技术持续不断的发展，会淘汰一些传统岗位、摧毁一些传统行业。的确，技术进步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如工业革命浪潮中，纺织机的出现就导致大量纺织手工业者的失业和破产。但同时也要看到，新工种、新行业也将大量出现。数字智能经济时代的到来，不但会围绕数据而产生大量的新工种和新行业，譬如数据收集、数据清洗、数据训练等，而且围绕模型和控制管理系统还会有更多的新工种、新行业出现。大模型开发，现在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新兴行业，这在十几年前还难以预见。人形机器人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一定会催生控制管理系统开发与检修维护的新兴行业。还有许多新兴行业，已然存在大部分业外人士很难来想象和明了的工作。

　　对未来产业，目前更是难以预想。在未来，词元（tokens）的生产会成为重要产业吗？智能化的低空飞行会成为重要产业吗？加密币及其转账和支付会成为重要产业吗？统统不得而知。人形机器人的培训和使用会成为一个行业吗？具身智能的执法和问责会成为一个行业吗？智能合约及数字智能货币的管理和追踪会成为一个行业吗？更是没有答案。

　　但应该能确定的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产业体系会出现大重构，一些产业将兴起，一些产业将落幕。因此，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如果意识到并能发展出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抓住新机遇，并且许多地区都可能会通过发展数字智能经济而实行新道驾车、新道追车、新道超车。当然，数字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将面临日益激烈的地区竞争，而竞争落败者将会被时代抛在后边。

　　最后，是构建新型总实力和新型位势的机遇。数字智能经济的发展，必定需要大量的新型基础设施，带来大量的新型公共物品，并且有助于构建新型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这就能够形成新型总实力。无论在农业经济时代还是工业经济时代，除了相应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基础设施、充分的公共物品、良好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都会体现为总实力。而在数字智能经济时代，在过去的公路铁路和港口码头、学校医院和行政管理网络、法治制度和良治社会的基础上，数据基础和网络体系、计算设施和智能底座、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架构、覆盖智能网络的权责利配置制度等，都很重要。这样一些方面的建树，就会助力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数字智能经济时代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从而对人才、资金和各种要素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最终形成新型总实力。此外，数字智能技术方法和相关设施，非常有可能会成为竞争中很重要的“杀手锏”和“封喉剑”，从而形成独有位势和威慑力。这种新型总实力、新型位势，将会超出GDP所能衡量的水平。而在国际竞争中，这种新型总实力和新型位势的重要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既然数字智能技术正在成为新通用技术，其对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我们已看到，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积极发展与数字化的经济和人工智能有关的产业，但在这种热潮中，需要制定正确的政策来促进数字智能经济的发展，以达到有益的效果。

　　从一些初步研究来看，我认为，强调如下四个方面很有必要。首先，创新政策比产业政策更重要。在工业经济时代，促进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就是引入并落地大项目，而且许多地方都致力于引入支柱产业中的大项目，譬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引入家电大项目，在本世纪初引入钢铁、汽车、电脑、手机大项目，同时出台土地、财税、教育配套等方面的扶持性政策。这些都属于产业政策。即使在过去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竞赛中，许多地方为了引入互联网公司落地，也借助于类似的产业政策给予支持。但数字智能经济的发展，往往由前沿技术突破和前锋应用爆发推动，并可能由一些规模并不大、历史并不长的创新型企业所引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因而传统的产业政策非常有可能无从下手。而鼓励创新的政策，则有利于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形成，其中一些可能成为一个地区在未来的支柱产业。创新政策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与产业政策有交织，但仍然有重大区别。创新政策很难将少数具体产业，特别是几个大企业所经营的产业，作为重点产业而进行特别扶持，从而期望能在短期内，譬如五年规划期内，带来GDP和财税的大增长。创新政策需要重点考虑对创新人才，包括创新型企业家的吸引，而非重点考虑对大资金、大项目的吸引。创新政策还需要较为畅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并且需要分散试错机制。创新政策需要打造创新公地（innovation commons），这是更加微妙的工作。当然，创新政策还包含亲创新的金融政策。其次，金融政策比财税政策更有力。政府机构，特别是地方政府机构，在财税方面的政策手段更多一些，在金融方面的政策手段更少一些。但数字智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诸多不确定性前景中探寻某些确定性增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需要相应的金融工具来重配风险和利益。毫无疑问，数字智能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资产金额的投入。即使像我国深度求索公司（DeepSeek）极大地降低了开发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成本，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金投入的重要性。并且，许多投资可能会遭遇“颗粒无收”的结局。适应工业经济模式的传统银行体系，在这样的局势中会面临很多困惑。即使天使资本和风险资本，也需要适应数字智能时代的创新规律，不断调整其融资投资模式和治理机制，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数字智能技术创新和这些领域的新兴企业未来的发展。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来看，如何构建多轮次相衔接的融资投资制度，是很重要的事项。我国许多地区已经设立了主要由政府注资的产业引导基金和科创基金，不少国企也设立了鼓励创新创业的基金，甚至银行机构也设立了直投基金，这些都是有益探索。不过，怎么样引导大量的民间资金，包括获得巨大财富的民营企业家的丰裕资金，投入数字智能创新活动之中，并使各方权益得到合理保护，也使创新风险得到合理分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这方面，一方面加强长期资金市场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促进投资者和受资者都提高治理的透明度和行为诚信度，很重要。再次，发展生态比营商环境更复杂。过去十年里，许多国家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我国的营商环境改善更是受到关注。但促进数字智能经济发展，不能够满足于、停留于营商环境。实际上，初步的事实表明，良好的发展生态很重要。发展生态以营商环境为基础，但包含更多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受得到的“软件”，譬如平等相处、鼓励试错、允许辩驳、包容失败的氛围，年轻化、乐观化的群体效应，以及产业界与科研界、教育界的水融关系网络，甚至清廉、简单的政商文化，等等。而有利于数字智能经济发展的生态体系，还包括既能保护数据权益、又能促进数据流动和使用，既能开辟智能化应用场景、又能推进智能基础研发技术等因素。我国有些地区，在发展数字智能经济方面走在前列，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应忽视的是，其发展生态更加宜创宜新、宜数宜智。良好发展生态的营造，并非唾手可得。如果说营商环境还可以在短期内通过政府专项行动得以优化的话，那么营造良好发展生态则需要长期努力，并且需要改善一个地区的治理，使善治成为重要的牵引力。这就引出了治理的重要性。最后，必须强调，良好的实践治理比整齐划一的管制更合适。不但促进数字智能经济发展需要地区善治，更进一步，数字智能经济的发展，会催生许多新业务、新业态，也会带来一些新困惑、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机构和许多官员最得心应手、最自然而然的应对之举，就是实行整齐划一的管制，要么一律禁止，要么一律放任自流。面对数字智能经济的发展，整齐划一管制一定不是好办法。数字智能经济会带来纷繁复杂和前所未有的事物，政府、企业、社会都需要一些时间去了解、去体验，但对于显而易见的危害又不能以拥抱创新为借口而熟视无睹，譬如不能对随意实施智能化监控采取熟视无睹态度。很可能，最好的应对，就是制定治理指南、设置治理框架，在此范围内，重视各种良好治理实践，并及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将此及时转化为治理政策。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数字智能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